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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其实对北京兵变的第一反应是，派兵北上帮助袁世凯平息变乱。他甚至电告北京说南京已做好派兵北上的一切准备。但是袁世凯复电称局势已经稳定，无须南京“远劳师旅”。

    南京的专使们终于明白，不但建都南京和袁世凯南下均无可能，就是南京派军队来北方的打算也是极其危险的――不要说北京的外国公使对南方军队北上万分敏感，仅就北洋军来讲南方军队的北上无异于两军接战。蔡元培连续致电孙中山，详细报告北京的局势，建议南京方面改变初衷，蔡元培向孙中山提出两条建议：“一、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而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具体办法是：“袁君在北京行就职式，而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前设之临时政府办交代。”

    这是几乎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妥协办法。

    这个妥协的底线是：无论袁世凯南下还是不南下，民国政权的交接必须在南京进行，因为这象征着袁世凯是从南京临时政府手里而不是前王朝那里得到的权力。

    孙中山的回电，对蔡元培的建议表示同意。电报措辞充满无奈、忧虑，乃至愤怒：

    ……至统一组织成，任袁公便宜定夺。文原主北京不可建立政府，正因在外人势力范围之中。今日本等纷进兵，尤非昔比。公等亦持苟且之见，夫复何言！此时在北组织，直自投罗网，甚恐将来为高丽、安南之续。惟文此时若再争之，必致强拂众论，而有所恋图。故文欲于十日内办到解职，昭示天下。仍望项城远虑，不必觅北方之见。今北方仅军队小动，南方人心犹未统一，项城既不南下，临时政府又瞬息迁移，如何可使异日不致分离？仍望见教。

    电报足以表明孙中山处在怎样的难言之苦中。

    特别是其后南京临时政府召开会议，对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进行表决。

    会场上坐着袁世凯派来的代表侍从武官唐在礼和教育次长范源濂。范源濂把离京以前由袁世凯授意叫他拟就的一个简单发言稿递到唐在礼手里，由唐在礼站起来向参加会议的议员们先读了一遍：

    “自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以来，南京临时政府一再敦促南下就职，并于二月二十八日特派专使北上迎接，自当早日南下，以副公等厚意。奈北方局势颇不稳定，各省官长及军队等函电频来，咸欲世凯暂勿离京，以维大局，甚至有妄以哗变劝阻世凯南下者。此风殊不可长，为亟弭此风，不拂众意，遂不克离京南下就职。谅诸公等必以国是为重，不拘礼仪，从权考虑，俞允许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也不过短短十几句话。唐在礼刚刚读完，台下议员们一致鼓掌表示同意，这倒是他们出乎意料之外。

    莫名其妙的“一致鼓掌”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了决议：“一、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受职；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后，即复电认为就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大总统既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之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六、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所谓六条，孙中山心里再清楚不过了，这只是最后的面子而已。

    孙中山想到这里，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我自有分寸。这段日子辛苦你了，如果你想回上海……”

    这次轮到宋大小姐抢先：“我还是愿意继续辅佐先生，无论你的身份有何变化。”

    孙中山放下手中的笔：“接下来我会回家乡看望大哥和妻子，你可以趁此放个大假。”

    宋大小姐露出得体的笑容，看不出半分尴尬。

    东郊民巷的一群外国记者也正在为此事展开激励讨论。

    “兵变的那天，”《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说道，“我正沿着名叫王府井的那条大街行走，正好看见自己住宅附近的房子已经起火，街的对面是北京最大的市场，这个庞大的建筑物连同里面一个占地若干英亩的戏院也被大兵放火烧了。乱兵很快控制了整个东城，他们挨家挨户地抢jie，不少人家因为油灯被撞倒而燃起大火――当然也有许多是故意纵火，造成的破坏远远大于劫掠。我之前一直认为第三镇是可以完全信赖的部队，但如今眼见着官兵们把抢来的东西堆放在大总统眼皮底下的外务部大院里，我以为这一景象真是可怕得很，而且军官比当兵的更坏，因为他们是在指挥抢jie。”

    莫理循得出一个自认为了不起的结论：“中国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如何处理这个局面。如果采取和稀泥的办法，向人们行贿堵住他们的嘴，那么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混乱的兵变中，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莫理循神秘的笑道。

    “快说，不要卖关子！”

    “满洲人的住宅没有受到破坏，也没有满洲人开的店铺遭到抢jie，也没有企图闯进任何满洲亲王的大宅院，当然包括皇宫。皇太后的父亲、惠徵公爷的府邸，被第三镇的炮手洗劫并纵火焚毁，他一家逃到紧邻的日本的西本愿寺去避难。不过，只有这一个例外。”莫理循得出的结论是：“一定是因为有所惧而使得汉人不去触动满人的财产。目前在北京的满人士兵在数目上大大超过汉人，至少是四比一。他们是一伙怯懦、颓废、柔弱的人，否则他们满可以趁机做出一番恢复王朝的大事。”

    “三月一日，袁世凯派出的弹压部队上了街，兵变的第三镇已奉命开出京城，移动到良乡、琉璃河和涿州去了。执法队在街上抓了不少人，统统不是第三镇的官兵――遇见行人手里拿着包裹物件，行色仓皇的，立刻吩咐卫兵抓过来，就地正fa，并把人头挂在通衢示众。有用三根竹竿或木杆支个架子悬挂人头的，也有直接挂在电线杆上的。在东四、灯市口、西单、西四、前门桥南都挂有血淋淋的人头，以示袁大总统坚决维护治安、杀一儆百的决心，被杀的不下三四十名。”莫理循说道，“二十世纪初，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都市里，不断有血淋淋的人头高高悬挂？”

    外国记者们一致认为，并不懂得共和真谛的中国人却在为“共和”倾轧和拼杀，中国确实是一个“难以用西方思想去评价的非常别扭的国家”。

    日本记者佐原笃介道：“无论如何，我对共和制的中国没有信心，因为中国人无论地位高低，就其禀性和气质来说，个个都是小暴君。可是在目前，中国人几乎满脑袋都是可以从共和制得到福赐的想法。而不知道共和制为何物，而且他们盲目行事，与他们争论也无用。我的看法，对中国人撒手不管，让他们尝到苦痛，然后会有一个政党出来挽救时局，唤醒并拯救民众。没有皇帝，袁永远无法治理这个国家……我希望列强能认识到中国没有皇帝的严重事态和中国建立共和是不可能的事。你亲眼见到了北京及其邻近地区发生骚乱的实际状况。远东人民、特别是中国习惯于受**君主的统治。皇帝在东方像上帝一样，没有皇帝就不可能把人民团结在一起。我要说，中国太可怜了！中国真是一个难以用西方思想去评价的非常别扭的国家！”

    《巴黎日报》远东专员齐达内用地道的京片子道：“中国现势离奇，颇难得其真相。孙袁胜负，任何方面，皆不可统一中国。各省互相猜忌，互相妒视，即有贤者，亦专为其本省利益，锱铢较量，无肯牺牲公益、顾全大局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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